八小时之内

今天下午WEC同行告知，14:30左右西屋在楼下餐厅开大会，两名众议院议员到访，欢迎我去感受一下气氛。

我到楼下时，人已经很多了，买了一瓶橙汁后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屏幕上打出“Westhinghouse Live Webcast”字样，14:40左右见面会开始。

首先是西屋总裁讲话，讲西屋的光荣历史，第一个核潜艇，第一个核电厂之类，称赞西屋人的贡献，将在AP1000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建造微型堆（SMR, Small Modular Reactor）。

随后两名议员讲话，都是套话，发展核电可以降低对海外能源的依赖、发展经济，夸赞西屋人对美国能源安全的贡献，表示应从福岛核电事故吸取教训等等。

然后Kathryn Jackson博士讲话，宣扬非能动的优点和SMR的特点。她还小小地幽默了一下，说两位议员讲话非常专业，希望他们留在西屋总部做设计。

最后总裁希望大家踊跃提问，一名女士在座位上提问，议员回答后有短时间的冷场，大家感觉稍许尴尬，接着一名小年青走到话筒前提问，提问后就回到他的座位上，最后一名年纪大（可能是记者）的人走到话筒前提问，提问很简短，大致是说“How about the budget of SMR”,讲完就往回走。

提问这个环节之后，会议就结束了。会议期间大家鼓掌时我也鼓掌，我们中国的核电水平也是不错的，期待我们将来能更自信一些。

2011年4月1日，我在网站www.jxnpc.com发了一篇英文短文，提出自己的一个分析观点：建立部分冷却循环，是缓解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一种可行办法。

目前的核电设计，考虑了乏燃料存放的抗震，考虑了如何确保乏燃料的冷却，但没有考虑乏燃料失去冷却事故发生后的应对办法。福岛第一核电站注海水或淡水的办法，似乎应该改进，可以采取如下步骤：

第1步：建立一个部分冷却循环，将管子放入乏燃料池的中部或中下层，经过过滤器，用泵抽水，通过离子交换器和热交换器，将水抽回乏燃料池。过滤器在堵塞时应易于更换，离子交换器也应易于更换。
第2步：按照第1步建立多个部分冷却循环。
第3步：厂区去污。

技术人员关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应该比媒体的关注更专业一些。3月中旬，从网上看到福岛第一核电站乏燃料厂房发生爆炸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同时也不太敢相信，考虑到乏燃料池巨大的水装量，心想哪怕是派人拎着水桶去浇水，也能保证乏燃料的冷却。

技术人员关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也应该更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个人认为，将来会对乏燃料池冷却系统进行如下变更，增加移动冷却装置：

1. 在乏燃料池上方周边增加注水管道，管道铺设到厂房外，在厂房外安装1个或2个常关阀门。
2. 在乏燃料池中部或中下层周边增加若干抽水管道，管道铺设到厂房外，在厂房外安装1个或2个常关阀门。
3. 移动冷却装置，柴油发电，可外接电源，含有粗过滤器、泵、离子交换器、补水箱和相应的连接管道等。过滤器在堵塞时应易于更换，离子交换器也应易于更换。

当正常的乏燃料池冷却系统由于多路水源同时丧失，或者多个冷却水泵同时丧失的应急情况下，利用移动冷却装置，由上述的抽水管道从乏燃料池抽水，从上述的注水管道向乏燃料池注水。

作者: 李鹰翔 转载自：http://www.qnpc.cn/NewsShow.asp?ArticleID=996&ClassId=38

秦山核电站是由我国自主研究设计、自主建造调试、自主运营管理的第一座原型堆核电站，它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并进而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出口核电站的国家之一。该电站的建设成功并至今安全运行17年，是核工业改革开放的一项带有标志性的成就。

1989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秦山核电站题词：“国之光荣”， 1995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题词：“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这对于所有参与秦山核电站建设者来说是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鼓舞。秦山核电站的成功来之不易，其中更有许多让人深思和品味的故事。

20年的酝酿，起起落落

中国酝酿发展核电始于1955年。当时国家制定的《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发展规划大纲(草案)》指出：“用原子能建立发电站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是有远大前途的”，“在我国今后12年内需要以综合开发河流，利用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为主，但在有利条件下亦应利用原子能发电，组成综合动力系统”。

1958年由国家计委、经委、水电、机械等部门组成原子能工程领导小组，并在华北电管局设立了筹建机构，拟建一座苏式石墨水冷堆核电站，代号“581工程”，因争取苏联援助未果而停止。与此同时，二机部曾考虑帮助上海市建一座10万千瓦的核电站，也因为核武器研制任务紧迫，未能实现。上海市于1958年、1960年、1964年三次组织专业人员，计划进行反应堆研究设计，都因缺乏必要的条件，工作未获实质性进展。1964年12月，上海市科委成立了代号为“122”的反应堆规划小组。1966年5月聂荣臻副总理和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到上海检查工作，建议上海研制战备发电用的动力堆，但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没有搞成。1969年，“122”工程处还差一点被当时市革委领导撤消。

1970年2月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听取上海市领导汇报由于缺电导致工厂减产的情况时明确指出：“从长远来看，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要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需要搞核电”。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搞核电站的决心。

上海市以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日期——1970年2月8日作为核电工程代号，以“728工程”代替了“122工程”。工程以会战形式展开，二机部派出包括资深专家戴传曾在内的8人专家组，到上海帮助做工程的总体设计。随后，经国务院批准又将二机部上海原子核所划归上海市领导，确定该所以728工程研究试验与设计为中心任务。但因为该所地处嘉定，抽调人员进展很慢，直到设计队伍迁至市区，并成为独立的设计单位，取名为上海市728工程设计队后，相关专业人员才逐步聚集起来。

728工程设计队成立后积极推进工作，进一步确定了堆型和容量规模。1974年3月，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第三次听取728工程的情况汇报，批准了30万千瓦压水堆的建设方案。指出：建设我国第一座核电站，主要是掌握技术，培养队伍，积累经验，为今后核电发展打基础。4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央专委会议决定，将728工程作为科技开发项目正式列入国家计划。 1978年2月，728设计队划归二机部建制。1979年10月，二机部党组决定728工程设计队单独建院，并于1981年2月和1982年12月，先后任命欧阳予为该院首任总工程师，周圣洋为首任院长。从此整个728工程研究设计和建设在二机部(1982年4月改名为核工业部)领导下进行。

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

中央专委会议作出决定，不等于728工程就能顺利进行。有些部门对此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认为：728工程是几个学院的老师设计的，没有搞反应堆的实践经验，也没有机械制造的经验，试验研究工作做的也不够，因此是不可靠的。1978年8月，某部以728工程存在设计图纸不全、试验研究不够、总体方案未定、经济指标落后和生产无法进行等5个问题，建议停止安排生产。与此同时，某委也通知外贸部，不再引进728所需的大锻件和关键设备。因此，728工程一时又处于难以推进的局面。

二机部力陈建设728 工程的理由，坚持要继续上。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979年1月，谷牧副总理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参加人员有：国家计委顾明，国防科委李耀文、朱光亚，国家建委谢北一，一机部孙友余，二机部刘伟、李觉，水电部钱正英、张彬。谷副总理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出现了三票对三票的局面，即三个部门支持继续上，三个部门反对。怎么办？谷副总理最后说：“728 是原型堆，搞这个工程主要为了掌握设计和制造技术，不是为了搞系列化电站。鉴于现在已经铺开了摊子，有了初步成绩，在国外技术专利没有拿到之前，这项试验研究工作不宜草率下马。今后几年，这支科研队伍不继续进行科研，坐等外国专利，这样做是不妥的。所以，要继续搞下去，各有关部门应该支持。”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9年3月28日，美国发生了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世界为之震惊。当时，我国最高领导人提出：无论如何不要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地方搞核电站。于是，当年12月8日，上海市清理基本建设在建项目办公室提出停建728工程的意见。二机部反对这个意见，国防科委也给予二机部有力支持。

10月22日，国防科委写给叶剑英副主席并中央专委关于核电站问题的报告，就“近期内的核电站科研”、“我国核电站应该怎样起步”、“核电是否安全可靠”、“核电在经济上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制定我国核电发展规划”、“两座试验性核电站究竟上不上”以及“分工和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等7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国防科委的观点和意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批示“请中财委讨论，提出具体意见。”并在最后两个问题上旁批明确表示：“我认为继续搞(指试验性核电站)是应该的，主要考虑国家财力的可能。”“我认为由二机部抓总(指分工)，较为妥当。”

1981年11月4日，国务院批准了五委(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科委、国家机械委、国家能委)一部(二机部)关于建设30万千瓦核电站的报告。12月18日，国家计委向二机部和浙江省政府正式发出了通知。1982年11月2日，国家建委批复同意将厂址定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

可是，正当1983年6月秦山工地响起隆隆炮声，建设大军开始“三通一平”施工的时候，又传来了要秦山工程下马的信息。这使秦山建设者万分焦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接到国防科委伍绍祖的报告后，很快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报告。陈云于1983年12月17日在国家计委关于《国内自己搞核电站的有关情况》简报上批示：“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

二改堆型三易厂址

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虽然举步维艰，一波三折，但是建设者们始终知难而进，不断推进工作。经过581工程和122工程堆型和容量的酝酿后，1970年12月，728 工程首次正式上报中央审查的技术方案是2．5万千瓦熔盐堆，当时认为这种堆型技术先进，既能发电又能把钍-232、铀-238转化为裂变燃料。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后，要求再做研究，对核电站建设提出四条原则：“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

经过两年的调研和攻关实践，逐步认识到熔盐堆在技术上还很不成熟，即使在科技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用于工程实践。于是，开始研究改变堆型，拟采用比较成熟的压水堆技术，并得到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潜艇核动力堆总设计师彭士禄的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最后确定为30 万千瓦压水堆方案，并于1974年3月31日，在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得到批准。

技术方案确定以后，建在什么地方呢？728工程设计队最初选在浙江省富阳县长山弄。1975年完成扩大初步设计，并经国家建委主持会议审查通过后，施工队伍进入现场开始修路。但由于浙江省持有不同意见，同时由于厂房放在山沟里，不仅土石方量大，而且施工也很困难，决定改选厂址。

随后，经过一年左右的工作，选定厂址在江苏省江阴县长山地区，但又因与当时拟进口的90万千瓦核电机组发生矛盾，遂而转到上海市奉贤县进行地质勘探、试桩。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中央领导提出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建核电站，于是又放弃奉贤厂址回到浙江省选址。

选址小组在浙江省的沿海地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北到南踏勘了嘉兴、台州、温州3个地区的平湖、海盐、三门、临海、温岭、乐清和瑞安等7个县的16个点，最后确定在海盐县秦山。

为了消除浙江省水产等有关部门认为核电站会影响环境的疑虑，还组织了有关部门领导到日本3座核电站进行实地考察，得出了核电站对环境影响微乎其微的结论。1982年6月，由核工业部和浙江省政府联合上报了在海盐秦山建设30万千瓦核电站的报告，经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国家建委先后发文同意后，于当年12月，核工业部发文正式命名我国第一座核电站为秦山核电厂。

切尔诺贝利事故与杜拉旋风

1985年3月20日，核岛主厂房底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标志着秦山30万千瓦核电建设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者们经历了坎坎坷坷后，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大家的心情是兴奋和愉快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新的磨难又在前头。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了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核事故，其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沉降到欧洲广大地区，使许多国家受到污染，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对核电站恐惧的巨大阴影，也波及到我国秦山核电站。

国家核安全局对秦山核电站安全壳整体质量的质疑，引起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视，并派出南斯拉夫一位名叫杜拉的核电专家前来现场进行检查。检查的当天正好刚下过雨，道路泥泞，杜拉夫妇私下说的一句“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被写入了上报中央的简报，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主席李先念批示：“如果属实的话就推倒重来。”这话如同泰山压顶，使秦山建设者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国务院派出了以国家经委副主任林宗棠为组长的15人检查组，到秦山工地进行调查。检查组在现场调查后提出的意见是：“工程整体质量合格，但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解决。”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核工业部遵照李鹏副总理的指示，任命副部长赵宏兼任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加强了对秦山核电建设现场的直接领导。同时严格执行核安全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管理，健全完善质量保证体系。为了验证安全壳质量究竟怎样，赵宏请来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工程材料及制品研究所和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的专家对安全壳筒身20米以下混凝土进行全面检测。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检测了混凝土的总体抗压、抗剪强度，并对各自取得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统计分析。分析结果一致表明：安全壳筒身20米以下各施工层及总体的混凝土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都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核工业部科技委邀请有关专家对以上检测结果进行了认真审查。专家们从检测的理论依据、技术路线、方法、器具、手段、数据处理、评价标准，一一做了审查，最后结论认为，两家检测工作和检测结果都是可信的，安全壳筒身混凝土的内在质量是合格的。

六个一次成功，

树起中国核电起步的里程碑

1987年以后，秦山核电建设开始走出困境。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90年11月开始进入全面调试阶段，并取得了六个一次成功的佳绩：一回路水压试验一次成功，非核蒸汽冲转汽轮机一次成功，安全壳强度和密封性试验一次成功，首次核燃料装料一次成功，首次临次界试验一次成功。首次并网发电试验一次成功。

1991年12月15日0时15分，我国第一座自主研究设计、自主建造调试、自主运行管理的核电站，开始向电网输入电流，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秦山建设者历经磨难，含辛茹苦，执着追求，终于如愿以偿。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走向南海之滨、东海之湾、黄海之岸、渤海之岛，还将向湖南、湖北等内地延伸，核电之光将闪耀在全国，使神州大地更亮更红火！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对于核电的影响，将是减少经济效益，增加安全投入。在核电技术方面，估计将有以下改进：

• 检讨和放弃群堆模式。几个堆放在一起，可以充分利用厂址资源，节省投资，但安全系数降低了。
• 乏燃料及时转移出核电站。比如同一个乏燃料池，以前存放10个堆乏燃料的，可能减少为存放6个堆的，等等。
• 应急和备用柴油机厂房迁入地下。和人们议论时，他们多建议将柴油发电机置于高处，其实地下更相对安全。
• 改进导出衰变热（包括乏燃料的衰变热）的方式，研究降低衰变热。
• 应对乏燃料失去冷却事故的设施和方案，以前仅考虑了如何避免乏燃料失去冷却，以后应考虑万一发生乏燃料失去冷却事故，该怎样处理
• 三废应急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应有应急处理装置，尽量减少排放至大海的废水的剂量。

看到Amy和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合影照片，以及Amy和Jim等几位AECL同行的照片，我感叹核电的圈子太小了…。

1月30日晚上八点左右在7楼办公室看到一个SEO女同行（后来问她要邮箱地址，知道她的名字是Amy）在和汪玉屏等3个年轻同事热烈交谈，我也凑过去。

Amy在跟小年轻们讲述秦山三期的故事，说那时的中方人员都忘我地加班，常看到晚上回生活区的车挤不下了，蒋总或顾总就拿起电话（我猜测是小灵通），“人坐不下了，再派一辆车来”。

我深以为然，说那时有一段时间每周工作70来个小时。我心里想，当年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大的干劲，刚开始时大家加班都没有加班工资的。2001年10月我陪同钱总访问印度核电站，钱总德高望重，平时很少有机会和他交谈，我兼翻译和钱总乘同一辆车，有一天我没话找话，对钱总说三期的收入其实不高，象我这样的技术人员，算上加班的时间，实际收入应该除2。钱总笑笑，说回去要呼吁，给大家发加班费。那时我发觉我的话不太得体，不过不久之后，处级以下加班开始有加班费了。

Amy拿着秦山三期调试队的通讯簿，说在三门现场遇到不少当时调试队的人员，有范总、夏总和赵处等等，还有某某、某某等等（当时728院派遣人员）在SNERDI当头头了。小汪说在通讯簿上也看到我的名字，她说怪不得看我很面熟。

Amy说看到不少调试处人员晚上常常在办公室，颇感欣慰。我说夏总平时以身作则，要求部下很严格，大家业余时间到办公室已经成习惯了。

我对Amy说，2009年在上海开模拟机会议时遇见过她，她以前曾从事过模拟机工作。她摆摆手，说做模拟机工作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问Amy是否知道Petrunik带一帮人去阿联酋了，她说确实是这样的。

Amy问我是否认识装换料AECL人员Jim …，说和他挺熟的。我说Jim Georgas呀，Jim在2009年退休的那一天还给我发邮件呢。

Amy说AECL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Jim技术很精湛，很nice, 人品非常好，她当时的老板Matta也是这样的。

Amy说曾经到装换料调试组讨论过阀门问题，我说记得当时SPMO有个女的，多次到我们装换料组讨论PRV和RV的问题，应该就是她了。我对Amy开玩笑说，当年讨论时她刷刷地列出几行公式，我其实并不以为然，压力流量是算不准的，关键是阀门是否选对了。

后来Amy继续和小汪他们交谈，我隐约听见她说“AECL太可惜了…”。

我将2009年5月29日Jim发给大家告知其退休的邮件转发给Amy，Amy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访问秦山时的合影照片以及她在罗马尼亚与Jim等AECL同事的合影照片发给我。这些照片让我回忆起当年在秦山艰苦而无怨无悔的岁月。

记得小时候上语文课时，老师讲过因一位小数点计算错误而导致重大损失的故事。

工作这许多年，今天早上还真看到了小数点计算错误，在审查某设计方的资料时，实际3600kg的重量，对方计算成了360kg，还好不是最终设计文件。

萝卜快了不洗泥，我们从事工程技术的，真的需要兢兢业业。

到调试岗位，感觉工作比较累，最近想明白了一点点，认为以后注定要遇到以下4项挑战：

1. 体系和体系的磨合
2. 人和体系的磨合
3. 人和人的磨合
4. 人和设备的磨合

其中最迫切的是体系磨合，应该尽快建立体系，最根本的是人和设备的磨合。

近几个月来，感觉工作比较吃力，左思右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偶然想起来，对三门核电项目调试难度和秦山CANDU项目调试难度进行大致比较。

以上简单叠加，大致可以判断：三门核电项目调试难度将数倍于秦山CANDU项目调试难度。